赛格特约作者  熊志

世界各国与美国人工智能上的差距，本质上是人才上的差距，这一点，中美之间也不例外。

两年来，从ChatGPT到Sora，当我们谈论中美科技差距时，有的人在寻求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划，但实际上应该思考的是：我们的顶尖人才到底在干吗？又去哪了？

事实上，我们并不缺聪明的头脑。据媒体报道，在Sora的核心研究团队中，就包括3名华人，其中有一名北大校友。但不得不指出的是，一些优秀的科技人才正在流向美国，涌向硅谷。

缺少留住顶尖人才的创新环境正在成为人工智能弯道超车的重大障碍。

顶尖AI人才回流意愿趋弱

前段时间，“清华毕业生80%都出国了”的传言甚嚣尘上，清华为此不得不出面辟谣，2023届毕业生出国（境）深造的比例为8.0%。并且，近20年出国留学的校友完成学业后，大部分已归国工作。

清华的数据当然有一定的代表性。随着经济实力的壮大，科技人才缺口加大，加上系列人才引进措施的吸引，留学生回国意愿在增强，这一基本事实可以得到多个层面的数据印证。

社科院之前的报告也显示，近年来中国留学人员回流率呈连年上升趋势，2016-2019年近八成出国留学人员学成归国，年均增幅达11.7%，其中包括大量的IT从业者。

但在留学生回国意愿增强的同时，我们也许得看到人才回流的另一面：对顶尖人才的吸引度不够。

前不久，金沙江创业投资董事总经理、合伙人丁健在亚布力论坛上提到，以前硅谷AI研究生70%以上能回国，现在几乎没有。

丁健的数据未必准确，不过作为关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投人士，他的观察感受无疑有一定的参考性。

就像ChatGPT到Sora的AI浪潮升级一样，人工智能毕竟在高速迭代，各类人才报告研究往往会滞后于形势发展，一线投资人员的感受反而可能更接近当下市场的真实情况。

留学生的回流和AI人才的流失，它们其实并不矛盾。反映的现实是，在AI领域，作为全球创新和产业高地的硅谷等地仍然保持着对各地人才的虹吸力。

《纽约时报》前两年的那篇文章也呼应了这一层现实，它的标题就很直接——《美国人工智能（AI）的秘密武器：中国人才》。

一方面，从事AI研究的留学生不愿回来，另一方面，国内的一些科技人才在往外跑。比如最近有消息称，百度Apollo原技术负责人之一罗琦加入英伟达汽车事业部。

国内创新氛围不容乐观

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美国在芯片领域的出口管制和技术封锁不仅给半导体行业造成了巨大影响，也给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对于一些专攻芯片的AI人才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面临着“二选一”的难题。所以，选择留在海外，留在引领创新风向的硅谷进行前沿研究完全是意料之中的结果。

正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即便抛开中美博弈来看，AI人才向外流动既是科技创新水平差距的因，也是果。

庞大的人口和市场规模带来的应用优势让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在过去这几十年来取得了飞速发展，高铁、网购、支付宝和共享单车甚至一度被称作是中国的新四大发明。

但在底层技术创新层面，尤其是AI领域，中美的差距依然是肉眼可见的。

ChatGPT诞生以后，国内的科技公司迅速行动起来，掀起“百模大战”，展现出强大的学习模仿能力，一时间如火如荼、热闹非凡。但基于OpenAI的开源技术来复制跟进，这样的创新路径，本身就反映出研发创新的被动。

Sora的横空出世，想必会让很多网友如梦初醒，原来所谓的国产大模型已弯道超车是多么的不现实，原来，科技创新最重要的不是1到10，而是从0到1的引领性突破。

模仿和原创是两个概念。引领创新风向意味着技术自主，更意味着可以更早的推动商业化的应用，前期的创新研发投入可能更快地收获市场的回报。

中美的这种时间差决定了，一些从事AI研究的高端人才不会将中国的科技公司当成就业首选。毕竟，留在硅谷不仅有技术环境的优势，也意味着在研究产出和回报上，往往会有一个更短的收获等待期。

但人才的流动往往是推力和拉力相互作用的结果。

国内的科技公司，在研发投入方面，其实并不吝啬——事实上，论研发投入强度（研发经费和营收之比），腾讯、阿里、华为等科技公司要大幅领先苹果、特斯拉等企业。

重视研发却留不住高端研究人才，背后的真相是，在越来越严酷的生存环境下，那些科技公司被捆住了手脚，失去了冒险拓荒的勇气，逐渐保守化。

哪怕是创新，也更愿意采取低风险的学习模仿，而非冒险投入试错。创新氛围的恶化，对高端人才形成了一股向外的推力。

企业放松下来，才敢真正冒险

过去几年，高歌猛进的平台经济迎来了最严的监管整治，几家大厂纷纷挨锤，民间欢呼声一片。

但强监管引发的连锁反应，尤其是一些部门对政策和行业的理解出现偏差，在治理平台经济时用力过猛，由此导致的后遗症，包括对创新氛围的抑制效果，我们不可不察。

在人工智能领域，一个基本的共识是，相较于高校、科研院所等研发机构，市场化的企业是推动创新的主力。它们有资金投入的积累，有创新驱动业务发展的动力，也离应用端更近。

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些用户规模巨大的科技公司，因为庞大的营收和利润，在舆论场经常得背负上“资本”的骂名。问题在于，如果科技公司赚不到足够多的钱，它们如何去大力投入研发创新呢？

互联网科技领域，人口红利在衰退，在资本无序扩张的紧箍咒下，科技公司为了穿越寒冬，往往选择收缩战线，砍掉一些不挣钱但具有探索性的业务，只保留那些能稳定盈利的板块。

科技创新本身就是极具风险的豪赌，当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甚至都不敢做大做强，不敢赚更多的利润，更倾向于守成而不是拓荒时，很难想象它们能在创新上轻易实现0到1的重大突围。

现在的一些科技公司大量的精力不是放在创新上，而是投入在合规性建设上，或者通过捐赠来彰显社会责任，以此来摆脱资本原罪的舆论指控，让自己的经营更具有合法性。

与此同时，政策风向的反复变化，不仅让企业花时间重新适应，也让一些投资者失去了稳定的预期。

一方面，国内一些大厂的投资频率和金额大幅下滑，这意味着一些创新型的中小公司失去了重要的融资机会，当然也就失去了创新突围的机会；另一方面，投资信心下滑导致流向科技企业的资金整体变少了。

中国信通院发布的《2023年三季度互联网投融资运行情况》显示，去年三季度，我国互联网投融资案例数环比下跌5.8%，同比下跌54%；披露的金额环比上涨34.7%，同比下跌36.4%。

创新投资减少，科技企业收缩战线，当它们的创新动力减弱时，自然开不起高工资，去聘请那些从事高端研究的人才。这正是科技人才外流的另一重真相。说到底，头上的紧箍咒正在让科技公司失去创新力。

北大国发院的黄益平等几位学者在《对平台经济治理政策的反思》一文中建议道，应该考虑放弃“强监管”的提法，尤其要防止“强监管”变成打击民营企业、科技公司和国际资本的借口，平台经济治理应该是常态性的过程。

政策紧箍咒的骤然收紧，乃至舆论对民营科技企业的不宽容，是否是在抑制创新活力？他们的建议值得深思。

事实上，创新就像是进入到一片未知的森林去冒险，它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能留得住科技人才的创新生态一定是宽松、开放而又包容的。

所以，当Sora震撼出场，引发科技圈对中美AI差距的忧思时，当那些在硅谷从事人工智能研发的华人面孔点燃AI人才外流的焦虑时，我们应更加清醒地看到，当务之急，是将国内的科技公司从资本无序扩张的紧箍咒中解放出来，让它们敢放开手脚，去探索拓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