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格特约作者  李雪帆

中国籍数学家第一次拿到“数学诺奖”荣誉，值得庆贺。与此同时，一个真问题被提了出来：

这两位在中国完成基础教育、又从北大走出的数学家，如今一个以联合聘任的方式任教于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和纽约大学，一个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可以说，中国的教育把他们筛了出来，却是别处的环境让他们真正长成了顶尖数学家，到底是为什么？

王虹是一个很有研究意义的样本，值得探讨。

一

苗子在国内，果子在国外

先看一组容易让人忽略的对照。

论选材和基础教育，中国是毫无疑问的强国。王虹16岁考入北大，邓煜带着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金牌被保送，两人都是这套体系精挑细选出来的尖子。事实上，近些年国际数学界公认，中国正在贡献一批极有天赋的年轻人，“黄金一代”的说法屡屡被提起。能把这么多好苗子筛出来，本身就是了不起的能力。

但问题在下一环。这些苗子最出彩的成长和最重要的成果，几乎都发生在离开之后。邓煜大二便转学MIT，此后一路普林斯顿、芝加哥；王虹本科毕业后赴法读研，再到MIT读博，博士后进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如今常任教席落在法国和纽约。

他们的地基是中国打的，果子却结在了国外的枝头。这不是简单的“人才外流”能概括的，因为人才在全球流动本是常态，真正值得追问的是：

为什么同一个人，在国内只是一个“还行”的学生，出去之后却能被点亮，长成世界顶级学者？很显然，这不是天赋问题，而是天赋能否被激活的环境问题，这一点可以通过王虹的表述得到印证。

王虹提过，在北大数学系，她并不显眼。她不是竞赛保送生，身处一群奥数金牌得主中间，用她自己的话说，那几年“一直在挣扎，能生存下来就不错了”。她的同学、后来也拿了菲尔兹奖的邓煜，当时被大家叫作“邓神”，而她只是人群里一个普通的名字。

更关键的是一种心理状态：她不习惯把自己那些还不成熟的想法讲出来，因为担心被否定、不被理解，于是习惯了独自硬扛。

而转折恰恰发生在她走出国门之后。她在巴黎读研时一度动摇，选修过建筑课，还去事务所实习了一个月，最后还是回到数学。她给出的理由很说明问题：建筑要先说服别人投资，创作自由是受限的；而数学可以完全靠自己去建设想法。她要的是那种不必看别人脸色的自由。

真正让她被“看见”的，是MIT的导师拉里·古斯（Larry Guth）。古斯最大的特点是耐心：讨论时他从不打断，等王虹把思路完整讲完，再用提问一步步引导；哪怕一个课题耗上几年没有结果，他也不催她换方向，而是陪她在混乱里慢慢梳理。他鼓励王虹把脑子里所有的念头都“倒出来”，哪怕是模糊的、说不清的。

有人这样转述这类导师的姿态：“我们不是你学业的评估人，而是和你一起完成这个项目，帮助你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者”。一次学术报告，古斯没有坐在前排，而是安静地站在窗外，隔着玻璃看台上的学生。这在中国学术界，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现实情况是，要么导师坐在前排——重点关注，要么导师完全消失——毫不在意。

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窗外，王虹的导师、MIT院士拉里·古斯，背着破双肩包，像个老父亲一样隔着玻璃关注着自己的学生——这一幕让网友心生感慨，“他眼里没有对学术权力的觊觎，只有对后辈纯粹的欣慰”。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那个在北大不敢开口的“小透明”，逐渐长成了菲尔兹奖得主。她后来说过一句很朴素的话：“不要独自硬扛、死磕每一道难题，总会有人愿意向你伸出援助之手”。获奖之后，她的感言同样耐人寻味：“很幸运，能够在合适的时间遇见合适的人，得到正确的引导”。

合适的人，正确的引导。那些尚未破土而出的人才，需要不是更多的资源或更高的待遇，而是被看见、被信任、被允许试错的空间。这种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却在冥冥中决定了一个人的天赋，能否真正被点燃。

二

问题不在天赋，在评价体系

把王虹的两个世界放在一起，结论很清晰：中国不缺有天赋的人才，缺的是让有天赋的人才，持续冒出来的那套软环境。

这套软环境的核心，就是评价方式。

一个只认可量化指标的体系，天然会奖励那些出成果快、会表达、懂得展示自己的人，而慢热的、内向的、想法还很粗糙的苗子，很容易被判定为“不够优秀”而边缘化。

但偏偏在基础研究里，最有原创潜力的人往往就是后一种：他们需要长时间的沉默、大量看不出产出的试错，需要有人愿意在他们还讲不清楚的时候耐心听下去。一个用论文数、帽子、短周期考核来筛人的体系，注定会把这样的人筛掉。

某种程度上，这有点像中国足球的困境。我们并不是完全没有好苗子，而是僵化的选拔和培养体制，常常在孩子还没成型时就把他们淘汰或耽误了——身体不行、个子不够、只会左脚等等。

学术当然和足球不同，一个是选材和青训的问题，一个是评价和激励的问题，但道理相通：当一套体制只会用单一的、急于求成的尺子去量人，它就一定会漏掉那些不合这把尺子、却真正有潜力的人。

软环境还不止学术评价这一层，它有更弥漫的一层。

一个做基础研究的人，需要的不只是不被考核，还需要整个社会容许他暂时不成功。在国内，房子、婚恋、同辈之间工作与收入的比较，是一张无形却密实的网，会不断消耗一个人本可用于沉思的心力，也在反复提醒他：你还没有兑现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王虹恰恰是那种不太被这张网缠住的人，而她后来所在的环境，又把这些干扰几乎全部屏蔽了，让她可以心无旁骛地只和难题待在一起。对做学问的人来说，这种不被打扰、不被催促、不被比较的安宁，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奢侈。

反过来，我们看王虹待过的地方就明白了。她如今任职的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IHES），是全世界最“反常”的研究机构之一：常任教授不过七八位，不用上课，不用申请项目，甚至不考核论文数量，就这么一个小盘子，历史上先后担任数学常任教授的十来位学者里，有八位拿了菲尔兹奖。

事实上，IHES创立的逻辑简单到极致：把最好的头脑请进来，然后什么都不问，给他们时间和自由。

IHES官方主页上写着其宗旨，“为杰出的科学家提供一个可以完全致力于研究的地方，而无需承担任何教学或行政任务”。图源：IHES官网

这并不是有钱就能办到的，它需要一整套愿意长期等待、愿意为看不见的产出买单的信任，这种信任，今天的中国学术界乃至中国社会有吗？恐怕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中国的基础教育擅长“选出”人才，但我们的高等教育和科研体系，还不太懂得如何“激活”和“留住”人才。前者靠标准化考试就能完成，后者却要求一种更难的东西：容忍慢，容忍试错，容忍一个人很多年不出成果，容忍那些不合群、不圆滑、不会来事的人。

三

中国需要给学术留出“特区”

那么，中国基础研究的出路何在？

我们不可能一夜之间把整个庞大的高教和科研体系翻过来。更何况，量化评价有它诞生的理由，在一个人情和圈子影响很深的环境里，数论文至少是客观的、可问责的，贸然全盘取消，很可能换来的是另一种混乱。所以更可行的路径，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圈出“特区”，或者说是中国改开的经验之谈：先试点。

清华大学的求真书院和丘成桐数学领军计划，实际上走的就是这条路。它在既有体制内部划出一小块飞地，把最有天赋的年轻人集中起来，用更长的周期、更接近国际同行评议的方式去培养和评价，尽量不让他们过早被论文和考核绑住。

西湖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的探索，本质上也是希望朝这个方向行进：在大体系里先建一个小环境，试着把“被看见、被信任、被给予空间”这套软环境移植进来。

202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曾表示：减少量化评价，减少“帽子”，不能把评价变成庸俗的“尺子”。

这样的特区，中国需要更多。可以鼓励更多有条件的高校去设立，允许它们在评价和用人上有别于主流体系的自主空间；更重要的是，要舍得把这种特区交给真正有眼光、有号召力的顶尖学术领袖去主持，并给他们足够长的信任和支持。

这注定是一件慢的事，一件长期主义的事。特区里、试验田里的年轻人，可能很多年都出不了惊人的成果，主持者也未必能在任期内看到回报。但基础研究的规律本就如此：它不是靠加班和内卷催出来的，而是像陈年的酒、像一门手艺，需要沉淀，需要自由，需要有人在漫长的沉默里始终相信。

王虹的地基是中国打下的，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良好的基础教育体系，使得我们并不缺好苗子。只是，我们还没有真正学会让还在人群里挣扎、还不敢开口的年轻人，敢把混乱的想法讲出来，并且总有人愿意认真接住。

什么时候我们自己的土地上也能长出这样的环境，什么时候我们就不必再眼看着最好的苗子，到别处才被“看见”，到时候，王虹、邓煜们也会愿意在科研能力的鼎盛时期，回到国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