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格特约作者  维舟

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经济时代，但很少有人能真正说清楚，数字经济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普通人来说，那只是意味着日常生活中享受到一些数字技术带来的便利，尤其是网络聊天、移动支付、数字音乐——然而，如果你认真想一下就会发现，这些要么是免费的，要么带来的经济效益很难被计入GDP。

这就是我们当下的一大悖论：一方面，几乎所有人都在高谈“数字经济时代”，但另一面，我们对“经济”本身的理解、评估方式仍然都停留在工业时代。这种思维方式不只会低估数字经济的作用，更严重的是可能造成很大误解，也就谈不上如何去好好推动数字经济本身了。只有转变认知，才能让我们看清数字经济的无穷潜力，开辟更多可能性。

一只脚在工业时代，一只脚在数字时代

数字经济最根本的特征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它是一种“非物质经济”。数字技术本身是在虚拟空间中存在的，无形无质。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学家滕泰将他的数字经济理论称之为“软价值经济学”——所谓“软”，是与“实体经济”的“硬”相对而言的，因而这是一种非物质经济规律的新经济学。

实际上，传统的工业经济逻辑解释不了数字经济的诸多新现象：像网络聊天、在线视频这样的活动，明明为社会创造了巨大价值，但理论上这都是免费的；数字音乐、网络文学，其原创作品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资金，然而一旦创造出来，其无限复制、传播几乎没有成本；同样技术、品质的产品，但如果晚了一步或机制不对，参与者不足，最终结果可能截然不同……

这些，在滕泰的“软价值经济学”中都得到了解答。他提出了“平台—产品—场景—流量—体验—变现”这一数字经济循环，认为这完全不同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物质经济循环，我们只有认识到数字经济是以平台为起点、以用户体验为中心，才能准确地把握其实质。

这一新经济循环不是以生产为中心的，生产和消费过程无法区分，有时消费者本身又是生产者（例如网民自发生产内容），也不是以产品销售为唯一变现手段，更重要的是，物质不再是财富的唯一形态，“数据、软件、算法、算力等信息态财富，不仅已经是经济价值的主体，而且已经深度支配和控制着物质生产过程”。

实际上，早就有人怀疑，建立在传统经济学基础上的国民经济统计方法GDP，已经不能准确地衡量数字经济的贡献——至少大量免费的网络行为无法直观地计算，然而由此产生的庞大流量却对数字经济极为重要。根据信通院的推算，中国数字产业化规模已高达9.2万亿元，信息态的软价值占比已上升到了80%以上，产品的价值主体已经不再是硬件，而是其内在的软价值。

值得补充的是，这种“软价值”其实在数字经济时代到来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可口可乐早就有过一句名言：即便全世界的可口可乐工厂毁于一旦，只要品牌还在，可口可乐也能迅速东山再起。像耐克、LV、苹果这样的名牌，中国的代工厂能接单就已高兴不过来，只不过赚一点血汗钱，而他们只需要保留研发、设计中心，就能赚走大部分利润。这个道理很简单：真正为产品赋值的已经不是物质本身的功能性，而是品牌体验所带来的一系列附加值。简言之，“软价值”是后工业时代服务业本质的必然体现，是后现代社会的底层逻辑决定的。

这是因为，在物质极大丰富、产能过剩的时代，人们的消费需求已经大大改变。决定产品价值的已经不是简单的功能属性，因为人们消费的重心其实不是产品，而是体验本身。更进一步说，如果不能给予新的文化赋值、挖掘新的消费场景，那么就很难有新的消费需求，而没有市场需求，生产出来又卖给谁？

对工业时代经济的逻辑来说，这是颠覆性的：以往总是“从生产到流通，再到消费”，然而数字经济时代的特性，恰是“后端引导前端”——你必须先洞察乃至创造一种市场需求，有足够多的人消费，然后再为了满足这一消费需求而去生产。可以说，虚拟现实世界相当于就是用信息技术“无中生有”地创造了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时空，新场景、新文化、新体验源源不断地出现，且不受现实生活中的物质条件所限，因为信息元素是非消耗性、非排他性、非边际递减的，这当然为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开辟了无限的前景。

乍看起来，这个道理并不难懂，但在现实中却非常难，尤其当下中国社会新旧交替，往往是“一只脚踏进了后现代”，但仍在用工业时代乃至农业时代的思维在做事。一方面是数字经济的突飞猛进，另一方面则是大量无效基建的铺开，而那正是工业文明最典型的体现。很多人意识不到这些现象之间的矛盾，因为在他们眼里，数字经济只是“另一块新领域”，而不是社会运行的全新逻辑，需要完全不同的新思维。

毫无疑问，如果我们要真正推动发展，当下的状况是不可持续的，必须有所改变。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知道数字经济就是未来，那究竟应该怎么做？

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才能赢得未来

要知道怎么做，也确实不是一般的难。三十多年前，美国国会议员爱德华·马基有一番直率的妙语：“来自华盛顿的好消息就是国会里每一个人都支持信息高速公路的提法，坏消息则是没有人知道它意味着什么。”

这是大实话。对于任何新生事物来说，要说预先完全清楚并料见它未来的发展，那是不可能的。二维码、无线支付这些新技术刚诞生的时候，恐怕连它们的发明者也想不到有一天会渗透到如此普遍的应用场景。2011年微信问世时，谁能想到它会具有这么强大的功能，让十亿人的生活都离不开它？至于未来的数字经济会发展成什么样，我们现在也很难想象，就像我们一年前都还想不到会有ChatGPT这样的人工智能，而AI当然也不会只是帮我们画一些有趣的插画而已。

反过来说，这也是尤为重要的第一点：既然数字经济是很难预先规划的，甚至我们对一项新技术的认识也需要在应用中不断优化并增进认识，那么这就需要一种开放的态度，对新事物不要过多限制，只要是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不妨允许它自由发展。没有这种法治所保障的自由、开放和冒险，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数字经济是一种创新经济，其价值源泉不像农业、工业那样需要利用自然资源，而是人的创新思维，决定这一创新函数的核心要素除了资本、管理、技术之外，还有创新环境、数据等“信息元素”、有效劳动投入（总劳动投入与创意者灵感概率的积分）。可想而知，这势必意味着要“以人为本”——人才才是决定性的资源，而这并不只是靠“尊重人才”就能得到，还必须从小注重培养开放的创新思维，并积极营造一个包容的创新环境。

不仅如此，到了后工业化时代，研发创意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因为每一次创新都是冒险，在问世之前，谁都无从得知最终产出的结果将是怎样。别说是影视、游戏这样的大制作，就算你认认真真写的一篇公众号文章，也很难预料最终会有多大的阅读量和传播效果。“在软价值经济中，人类创新思维本身就是各种信息元素的不确定性组合，因而软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确实如此，那这就需要一个强大的容错、试错、改进机制，而不要轻易去否定一个新创意。

这当然不是说“碰运气”，而需要某种对不确定性的容忍和探索。在游戏在线发布平台Steam上，2021年有11949款新游戏发布，但真正得到传播并被玩家熟知的游戏不超过100款，成为爆款的不超过10款，剩下那些为什么失败？未必是因为它们品质不佳，而可能是时机不对、机制不好，以至于没能传播开来，吸引足够多的人来玩。

让人们觉得“好玩”、乐于参与，除了相应的激励机制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自己的叙事体验。这是数字经济最耐人寻味的一点：乍看起来这是最前沿的科技，但决定用户体验的却往往未必单纯只是技术本身，文化心理甚至极有可能更重要。事实上，“爆款”往往是基于深刻的用户心理洞察产生的，也是文化才能为数字产品赋值——通俗地说，就是让你觉得它值多少钱。只有对于那些自己真正喜欢、认同的事物，人们才心甘情愿地为之付费，甚至花多少钱都愿意。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经济常常有一种“赢家通吃”的现象：以往在不同的行业领域，通常前三的品牌就占了大头，但在数字领域更为突出，有时位居第一的那家就占据了90%以上的份额。然而，这种平台的垄断现象不像以前那样是凭借巨大的投资规模、技术壁垒或管制政策而形成，而是参与者选择的结果——一旦搭建了一个完整的生态，你和你的朋友都可能越来越习惯在这里玩。

为激励创新，让创新人才、创新企业获益更多当然是正常的市场逻辑，但由此就势必涉及另一点，那就是如何照顾公平性，且不让这种局面阻碍创新。这不止需要维护市场竞争，还得鼓励创新企业不断挖掘应用场景，创造社会就业，让更多人能从数字经济中获益。

到最后，这就不单单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了：所有由此引发的变动，最终会在潜移默化中冲击、改变着社会价值观。只有全社会重新认识并理解开放、创新、风险，真正“以人为本”，我们才可能真正为数字经济时代做好了准备，完成社会转型。

你可以说这是“赢得未来”，但反过来说，这说到底取决于我们当下如何去创造那样一个未来。